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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课 一个难解的世界奇迹

小说: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作者:周远廉字数:4952更新时间 : 2018-10-17 15:55:20
  余秋雨:
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
            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却被那么多中国人年年祭祀,这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第二,这个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将军,也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诗人;
            第三,对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些文庙里,而对屈原的祭祀却遍布全国任何角落,只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到处都在祭祀;
            第四,虽然有那么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却少而又少,大家其实是在祭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
            这四个奇迹如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一种非理性的惊人动员力。这种情景已经远远大于祭祀对象本人,而是反映了一种大众的精神需求。我们平常研究中国文化,大多只是针对一个个作者和一部部作品,忘却了数千年来一个庞大人群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我觉得在文化上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宏大的了,直到今天我们只能惊叹,不能读解。
            正因为不能读解大众,我们只能回到屈原。但一说到屈原,我们又有可能一下子陷入咬文嚼字的泥坑。首先应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轻时划龙舟的姿态;祖母、曾祖母年年包粽子的辛劳,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国大地,甚至世界很多华人社区的划船声、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岁,这个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划分。
            第一阶段:年少得志,二十二岁就做到了楚国的高官;
            第二阶段:受到小人的挑拨,失去君主的信任,离开统治核心,郁郁寡欢;
            第三阶段:楚国遇到外交灾难,由于耿直地谏言,第一次被流放;
            第四阶段:第二次被流放,长达二十年,直到自沉汨罗江。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我想听听诸位对他人生起点的看法。
            
            王牧笛: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庚寅日。据说庚寅日出生的男人很特殊,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巫神。传说,屈原出生当天他家屋顶上有道彩虹贯顶,这成了屈原此后追溯自己生平时引以为荣的资历——《离骚》开篇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多次提到自己这一脉与黄帝的渊源,从小就树立了一种“家族荣誉观”;他接受的教育不光是楚国当地的,还包括中原的诗书、礼仪、经书的浸淫。屈原在楚国当外交官的时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跟学者名流们泡在一起,充分浸染了那里的学风。
            王安安:
屈原年少得志的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一八年——这一年的春天,屈原出使齐国订下“齐楚之盟”,受到齐宣王的赏识,在政坛崭露头角。屈原逐渐被楚怀王委以重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是帮助楚怀王制定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方针。
            
            余秋雨:
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经有点败落,所以贵族的“贵”,是贵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马迁说他“博闻强识”,说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计他的形象不错,否则《离骚》里不会有那么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欢在服装上下功夫。
            根据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时间,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某种“天命”。《离骚》也就由此开篇。血统的高贵、地位的高贵、知识的高贵、形体的高贵、姿态的高贵,成了他文学陈述的进入方式。其实,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进入方式。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麻烦:他们很容易进入政坛,却不懂得政治生态。其中最优秀的人物更会因坚持理想而不愿趋炎附势。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人。理想化的洁癖使他在心态上缺少弹性。因此,当我们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断强调自己的高贵、洁净时,我们就知道,等待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剧。
            
            何琳:
他那些理想高远的话,包括那种自豪感,可能别人不好理解,如果不能沉浸到那个世界中去,就会认为他是自大。其实那不完全是自大,而是一种理想,把自己跟天命放在一起的理想。因此,他的悲剧不是自大者的悲剧,而是理想者的悲剧。
            
            余秋雨:
说得很对,但请注意,“理想”和“自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内心必然会有自大的成分,“不自大”的理想者,只是把“不自大”当作一个实现理想的亲民策略罢了。但是,屈原没有这种策略。
            没有策略而跻身政治,就会遇到一个天然的困境:即使是潜在的盟友,也都没有那么高贵和纯净。当你没有争取盟友的能力,只是企盼着人们的理解,那么这种企盼一定落空。一切潜在的盟友都会因你的骄傲而产生心理隔膜,自然地投向一些笑脸,而那些笑脸很可能出自小人。请注意,不是投向有强权的坏人,而是投向小人,因为小人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让一切投向他们的人感到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安全。于是,小人的队伍大大扩充,而原先潜在的盟友,也必然在小人的王国里激发出更多的小人心理,形成一种辽阔的政治气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很快就置身于觊觎、嫉妒、冷眼、误会的包围中。
            好,那就让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情吧。哪一位来说?
            
            丛治辰:
那就我来说吧。屈原年少得志,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因此招来很多嫉妒者,其中的上官大夫靳尚就策划了一件事情:屈原正在替楚怀王拟定一个宪令(国家法令),他来了,说:“你能不能把宪令的草稿给我看一下?”屈原想:“我把草稿给你看了,被你私自篡改岂不麻烦?”于是拒绝了,那人就灰溜溜地走了。
            这个人为什么会跑过来看草稿呢?因为屈原老说自己是“受天命”的,政治主张上很“改革”。而靳尚,包括后来参与到陷害屈原事件中的公子子兰、郑袖都是保守派,这个草稿很可能倾向于改革,屈原担心让他们看了,他们会篡改。于是,就把靳尚给得罪了。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他就到楚王那里,演了一出小人戏。他一见楚王就说:“大王啊,您要改革,为此要做个宪令,大家都知道这是您的英明,屈原只是给您打个草稿罢了,谁知他每写完一条就出去吹嘘,说:‘你看看我多牛!这些都是我写的!’”小人不仅会对当权者谄媚,而且很会抓住人的弱点:屈原确实有点自恋!这么一挑拨,楚王果然很不高兴。屈原就这样遭到了楚王的疏远,以致流放。流放是屈原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正是因为流放的郁闷,屈原才写下了千古不朽的《离骚》。
            王安安:
屈原的流放是靳尚、郑袖和楚王三人合力造成的。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英明的领导人,对小人的谗言理应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和处理方法。所以,楚怀王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余秋雨:
但是,同时你应该看到,造就屈原的深切诗情,恰恰也有这个楚怀王的一份。屈原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对楚怀王的情感一直无边无沿。他走得再远,也把楚怀王作为一个倾诉对象。因此,不管我们多么责怪楚怀王,他也是屈原诗歌中的一个主角。我这么说,又是文学思维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大区别了。
            即使从政治思维来说,楚怀王也让屈原割舍不下。楚怀王能够在屈原那么年轻的时候对他加以重用,可见眼光独到。他交给屈原的任务,也是当时楚国政治、外交上的敏感点,因此他不能不对屈原的所作所为高度敏感。屈原不可能傲视楚怀王,但纯净如他,又必然把楚怀王对他的任用看作是一种全方位的信任,因此不会曲意奉承,只会安然自得。这种神情,也会让楚怀王觉得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小人挑拨的起点。屈原始终不敢承认,他对楚怀王一厢情愿的知心判断只是一种幻觉。由幻觉所产生的期待又切断了他与楚怀王进行政治对话的正常方式,这就造成了无可挽救的分裂。
            正是这种分裂,产生了一种正面效果:使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从政治语境中分裂出来,渐渐自立自为。屈原,在流放地让诗歌流放,并因流放而独立、而伟大。
            屈原的生平记载是从遭受诬陷开始的,诸子百家中只有韩非子与他相似。但韩非子主张残酷的刑罚,所以很少得到后人的同情。由屈原,人们开始用集体情感救赎一个个遭受诬陷的文人。
            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屈原的流浪却是一种被迫无奈。这又构成了另一个起点:自屈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流浪的人越来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组成数量庞大的贬官文化。屈原就是贬官文化的起点。
            现在我建议谈谈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
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与一次外交灾难有关,他生于“天下一统”的前期——一个纵横捭阖的外交时代。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联合谁?反对谁?”作为政治家的屈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联齐共抗虎豹之秦”。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实践是失败的,尤其是他出使齐国,而秦国的张仪出使楚国,在这场较量中,屈原输给了张仪。原因很简单,屈原的高贵人格中容不下欺骗。张仪用“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的谎言欺骗了楚国,取得了外交联合中的胜利。张仪也好,苏秦也好,韩非子也罢,作为政治家,他们虽说失去了祖国,但赢得了天下,是成功的。但屈原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国。他的被放逐、流浪是一种宿命。
            刘璇:
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是在“六百里事件”后的又一骗局之后:怀王被骗去秦国谈判,被埋伏的重兵抓起来当人质。楚国没有受秦国要挟,而是扶顷襄王上了台。按道理来说,顷襄王应该讨厌上官大夫靳尚,因为当初楚怀王被劫去当人质,就是这些投降派闹的。但这种讨厌持续了没多久,顷襄王就又开始亲近他们,为什么?他这个心态跟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很像,因为怀王还没死,如果怀王回来了就会威胁他的王位。所以,他不希望抗秦派占主导地位,于是就越来越倾向这些投降派。这些人又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诬陷屈原,把他流放。流放的时间有不同版本,最长的说法是二十年,总之是屈原到死也没有再到过长江以北,再没有回到楚国的政治中心。
            
            余秋雨:
屈原的第一次被流放是在三十五岁左右,时间是四年,流放地是现在湖北的北面,大致在现在襄樊的西北;第二次被流放是四十三岁左右,一直到他六十二岁时投江,流放地是湖南的湘水、沅水一带。这两次流放,某种意义上说使屈原远离了首都的各种政治灾难,不再日日夜夜有那么多切肤之痛了。痛苦当然还存在,但有了层层叠叠的阻隔,升华为一种整体忧伤,与山水相融,使政治郁闷蒸腾为文化诗情。
            难过归难过,但他却由此走向伟大。他的《离骚》到底写于什么时期,直到现在还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是在他第一次流放之后,也就是三十五岁之后写的;也有的人认为是写于第二次流放之后。这个争论,与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有关。
            一派认为,《离骚》这部大结构的诗歌作品,能够一气呵成,不见断续痕迹,写作时的年纪应该不会太老;另一派认为,《离骚》所表达的悲愤和对生活的看法,好像需要有两次流放才写得出来。
            我比较赞成第一派的观点。因为《离骚》里反复讲到:趁现在年纪还轻,要做很多事情。这显然是年轻人的口气。屈原并不是一直用这种口气写作的,他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感叹自己上了年纪的话。而且,《离骚》所透露出来的一股气,确实是一股以香草、美人作为象征的盛年之气。
            我历来非常注意文学作品中隐藏的那股气,似乎不可捉摸,却又扑面而来。文章是生命的外化,这股生命气息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时时刻刻在诱导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离骚》的气息,比较年轻。
            
            万小龙:
从秋雨老师的讲述可以明白,文学的灵魂来自生命的气息。屈原的生命气息是伟大而美好的,可惜,断得早了。我认为屈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投江自尽。在这之前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走到江边问一位渔夫,汨罗江怎么走?渔夫说:“你去那儿干吗?”屈原说:“我要投江自尽。”渔夫说:“你为什么这么干?”屈原就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夫就说:“傻帽,你书读得太多了吧!”不久,屈原就投江了。这个日子就在农历五月初五左右,本来是民间的一个节日,因为屈原的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包粽子纪念屈原的端午节。
            
            余秋雨:
屈原投江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不赞成对这件事作一般意义上的哀痛理解。
            这里有一个前提:屈原生活在一个巫风很盛的地区。人们经常举行的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是一种凄美的仪式。龙舟和粽子,都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屈原的投江,是自古以来“由人入神”的巫傩仪式的延续,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祭祀命题。
            屈原在流放期间,非常充分地了解了当地的原生风习、民间崇拜。这一切对于一个顶级诗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他的生命,融入了神话和大地之间,已经成为山水精灵、天地诗魂,不再仅仅是一个失意谪宫。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的投水,以及民众的千里祭仪,就是另一番境界了。
            许多年以后,西方一些诗人和哲学家也都选择了和屈原一样的归宿。海德格尔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人对自己的出身、处境、病衰都没有控制力,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对屈原之死的理解,也应该提升到更高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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