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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

小说: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作者:周远廉字数:3920更新时间 : 2018-10-17 15:55:20
  余秋雨:
今天,我要借着墨子和墨家,说一说文化思维上的一个大问题。
            一个重大的思想流派,最后成果是它对民间社会的渗透程度。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来说,则要看它在民族集体心理中的沉淀状况。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界和文化界,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而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而论,却不是这样。中国民间许多公认的品质并不完全来自儒家,似乎更与墨家有关。例如——
            一、“言必信,行必果”;
            二、对朋友恪守情义,却又不沾染江湖气息;
            三、对于危难中人,即使不是朋友,也愿意拔刀相助;
            四、以最朴素、最实在的方式施行人间大道,不喜欢高谈阔论;
            五、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
            ……
            请不要小看这些民间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廊、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脾性”,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有关。与它们相比,那些书籍记述,反倒浅薄。
            这让我们想起一些现代武侠小说。它们正是把这种民间品质提炼成了现代成人童话,而广受华语读者的欢迎,拍成电影后也能让外国观众眼睛一亮。如果从历史学的刻板标准来衡量,它们好像缺少太多依据,但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衡量,它们反倒比历史学更真实。一种游离于历史文本之外,却渗透在历史事实之中的中国精神,在那里初露端倪。
            我们今天讨论墨子的基本思想——“兼爱”和“非攻”。
            “兼爱”的思想,和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在那个时代,儒家和墨家对此就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墨子》一书里面有许多批判儒家的内容,后来儒家的孟子对墨子也有过很严厉的批评。
            哪位同学能简单说一说儒家和墨家在爱的问题上的主要差别?
            
            丛治辰:
墨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一些核心命题,其中对“仁爱”思想反对得尤其厉害。儒家讲究爱有差等,“亲亲有术,尊贤有等”,也就是认为爱人要有亲疏厚薄的区别,而且是由己及人的关系,从爱我的亲人再到爱他人的亲人。墨家提倡“兼爱”,主张爱人要“远施周遍”,不应该有亲疏厚薄之分。
            
            余秋雨:
儒家恰恰不能接受“无差别之爱”。所以,孟子很不客气地批评墨家说,你们难道能把一个陌生人当作自己的父亲那样来爱吗?那岂不是取消父亲?取消父亲是“无父”,那就是禽兽。这种批评很偏激,脱离了儒家温文尔雅的风貌,有点上纲上线了。那么,我要问大家,儒家如此强硬地坚持有等级的爱,原因何在?
            
            王安安:
儒家遵从周礼,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本来就是一套等级分明的价值与行为标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影响下,儒家的伦理观不可能不“爱有等差”。
            王牧笛:
我觉得儒家的很多思考是以“家”为起点的,墨家则像是从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互敬互爱、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为思考出发点。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他们并没有在一个交锋点上。“仁爱”适合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兼爱”更适合墨家学派这样一个由巨子领导的半宗教化的团队。
            丛治辰:
我认为儒家讲究有等差的爱,是源于现实可操作性的一种思考。爱这种东西是需要训练的,需要推此及彼、由近及远,因此自然产生一种级差。首先是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同事,然后再推远到爱陌生人。但如果不管是对一个陌生人,还是对一个熟悉的人,乃至对你的父母,你的爱都是同样的,做到“兼爱”了,即使不能断言你是虚伪的,那么其实也很难真正做到。
            
            余秋雨:
都说得很好。你们刚才所表现的水平,已高于外面不少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你们的优点是抓住了事情的“简单理由”。“简单理由”也就是“基本理由”,很多学者抓不住,只能靠晦涩的言辞来掩盖。一切低智状态总是以高智状态来装潢的,但真正的智者不喜欢云遮雾罩。
            安安认为,儒家有等差的爱,出于他们的理想体系;牧笛认为,出于他们的关注起点;治辰认为,出于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三方面,都没有说错。
            但是,产生的理由不等于产生的后果。儒家有等差的爱的后果如何?
            事实证明,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按照儒家的设计,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放大到朝廷伦理的时候,等差就远远超越了仁爱。等差把仁爱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侍从文化、效忠文化、门生文化。这对社会管理既带来便利又带来负累,但在精神建设上却整体后退了。
            有等差的爱,在家庭和朝廷里还能勉强实行,但是,到了家庭和朝廷之间的公共空间,分辨等差就成了难事。大量非亲非官的民众,都不能纳入爱的范围。
            相比之下,墨子不以亲疏为界,不以等级为阶,敞开胸怀兼爱他人,兼爱众生,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在这方面,除了墨子,佛教也埋下了很好的种子。
            由“兼爱”,必然会引致“非攻”,这里面有一种逻辑关系。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一种比儒家更彻底的和平主义。儒家说,不要去追杀败逃的敌人,他们逃跑时战车如果卡住了,我们还要上前帮忙抬一抬。但在墨家看起来,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任何攻击性的行为都应该被否定,这就是墨家的“非攻”。
            墨子彻底反对战争,体现了劳苦大众的心理。从表面上看,上层社会说了很多“息忿止战”“和为贵”的话,但都还想在战争中谋取名利。真正反对战争的,永远是劳苦大众。战争对他们而言,是做壮丁、当炮灰、背井离乡、抛尸千里。所以,墨子“非攻”的思想就出自社会底层。
            
            吕帆:
按照秋雨老师的思路,能不能这样说,墨子并不仅仅是站在某一国反对另一国,而是站在一切被欺侮群体的方位上。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体现了一种被征服者的立场,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和地位来说的。这种弱者的姿态和地位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失,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强者和弱者的区分,现在这个时代也存在这两个阶层,在这种意义上,墨子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虽然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往往无法实现,但是他替弱者一方发出了声音。
            
            余秋雨:
我赞成你的这一视角,把“非攻”的意义扩大到了战争之外。你所说的“弱者”,或者说被统治者,数量庞大,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历朝历代,固然每个时期看上去都有一些被攻击的上层集团,但是,受到最大伤害的却永远是喋血荒野的兵卒、颠沛流离的难民。
            更重要的是,“非攻”这两个字还否定了中国人习惯于互攻、互耗的集体心理,因此又是墨子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上层社会和文人集团都能说出互攻、互耗的千百条理由,但在底层民众看来,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目的只是为“攻”。因此,一个“非”字,干脆利落,说明社会底层取得了居高临下的整体判决权,让人有一种痛快感。
            
            刘璇:
中国集体文化心理中的内耗习惯,是不是起源于中国人把战场的内移?中国文化不同于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战场一直不在外面,而在自己内部,而其他的民族就可能会向外寻求争夺的对象,把国人的目光引向一处。
            丛治辰:
内耗当然不好啦,但是把“耗”引向外部,引到非洲、拉丁美洲去,那就好吗?
            王安安:
中国先秦的学派大多包含了对斗和争的理解。儒家注重人际关系,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有很多争斗、内耗的成分。即便是道家在谈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时,其实也还暗藏了一种心机,那就是:以不争来争。就像秋雨老师说的,与“兼爱”“非攻”有逻辑关系,墨家正是从“兼爱”这个信仰出发,退守到“非攻”,二者是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先是“兼爱”,别人的父亲和你自己的父亲应该同等地去爱,这样才可能不以自己父亲的名义,而去攻击别人的父亲。
            王牧笛:
安安说得对,墨家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拒绝争斗、维系团结的根基,给出了一个团结的合法性的说明。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团结可能有两个根基:一是宗教的神,另一个可能是外在的敌人。中国文化中既没有对一个统一的神的信仰,历史上也比较少有强大的外敌,所以一直缺乏这种团结一致不内耗的根基。墨家恰恰给出了这样一种根基,从兼爱出发,以“非攻”为表现。
            丛治辰:
在我看来,墨子的“非攻”思想非常值得赞赏,只可惜它超越了它所属的时代。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必然需要血与火的洗礼走向统一和强大。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经过“一战”“二战”的惨痛记忆之后,和平主义的兴起才显得那么有价值。所以在今天和平主义主导的语境下,墨子的“非攻”思想也极其有意义。
            
            余秋雨:
在难于实现的时代仍然大声提出来,并身体力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们不能永远成为“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者,而应该在清醒了解周围环境之后,抬起头来看看天上永恒的太阳。
            墨子的辛苦,在于眼见周围的人都在苟且偷安、袖手旁观,但他还要埋头努力。《墨子》里有一段话,说家里有十个孩子,九个人都不劳而获,只有一个人在奋斗,这个人只能更勤劳,才能支撑这个家庭。其实,对一家是如此,对整个社会大家庭也是如此。
            墨子的言行,一直让我很感动。说到底,文化不是单纯地传播文化知识,更不是关起门来做一些自得其乐的研究,而应该像墨子一样,传达一种信仰。
            最后我想郑重地向你们谈一点自己的归结性感受。以前我总是认为,博爱、和平等理念是上层社会精英分子对于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教导,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中国的上层社会统制严密、地盘不大,因此精英分子大多表面斯文,实际排他,时时准备着互相攻击;下屋社会辽阔松散,无权可争,因此普通民众大多自食其力,又能在天灾人祸中守望相助。在我自己的经历中,看到许多争斗,都是以“革命群众”“弱势群体”的名义发起的,争斗双方都号称“为了民众利益”,其实全是上层权力博弈,与民众没有关系。民众更能接受的,是墨子的“兼爱”“非攻”,也就是博爱、和平。
            中国文人为什么历来离墨子很远?因为他们的生命本性无法接受“兼爱”和“非攻”。学过了墨子,我们就能进一步认识文人队伍中那些成天骂人、损人、整人、毁人的“大批判专家”了。在他们制造的大量谎言中,最大的那句谎言是他们“为了民众”“为了弱势群体”。以谎言为旗帜而实施攻击,是天下最无耻的事,希望在座的同学能用慧眼在第一时间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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