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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瑟

小说: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作者:周远廉字数:3183更新时间 : 2018-10-17 15:55:20
  余秋雨:
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的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
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也在践行这种理念。
            
            余秋雨:
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为什么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学生们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在路上,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终于回来了。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王湘宁:
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
又过了一年多,最喜欢的学生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苍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再过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学生们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有一次,他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犬,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一听就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犬,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现在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幽默不起来了。他感到任务很重:一方面,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开创性的编年史。在思想内容上,他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重要的政治观念。
            
            裘小玉:
这些,后来也深入人心。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
一部编年史变成了一部政治学,这个学术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外一些顶级哲人的思维,是通过讲述往事来体现的,这比“裸露状态”的哲理更有价值。因为失去了时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离开树枝的落叶。孔子以编年史的方式表达的政治观念,证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过的,因此更有说服力。
            一天,有人在西边狩猎获得了麒麟,孔子听到以后心中一震,说:“吾道穷矣。”他感到上苍给了他一个信号,他已经靠近大限了。于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写了四个字:“西狩获麟。”《春秋》就此结束。
            《春秋》后面的篇章,是他的学生补写的。因此,他自己的“编年史”也结束了。他开始得病,还唱了一首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来了,梁木要断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八九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来说,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
            
            司晨:
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
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孔子为什么要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葬仪之隆重,可想而知。
            尤其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仪式。大家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王安安:
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和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
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是纪念对象,而且成了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我所喜欢的北魏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部来过。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
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思想家孔子,他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七十三岁;另外一个是被偶像化了的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
            
            王安安:
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
当然有积极作用。你看,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种现象,不管怎么说也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他作为一个“统一符号”,保证了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表面上,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那些人考上科举后拿了孔子的学说去做官,那么无论在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变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
            我们为这个“大孔子”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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