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存在的合理性
第十四章、存在的合理性
恩格斯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为命题阐述了“合理内核”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合理内核”是黑格尔思想的核心，有别于儒家的“天理论”“理气论”思想。“天理论”“理气论”是逆来顺受的思想，有消极处理问题的心态，容易造成积怨，导致冲突暴发。
而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思想正好相反，黑格尔认为存在是合理的，合理是现实的。这是从实际出发，用积极的态度去寻找最佳方案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并消除矛盾冲突的思想。
并且黑格尔这种思想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刻理解，从思想深处认识政治可以给众人带来惠及。人们要注重实现，不要无端抱怨现实，现实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道理，存在就是正当合理的。这是对现实政治合乎理性的理解，但是朱熹的“理气论”就有超出政治实际的思想。
黑格尔认为凡是事物就有缺陷性，有缺陷就需要逐步改善，只有已经整体存在的，其余任何东西都是不完全的。不完整可以改变，用开放的心态改良它，使其合乎理性存在，最终造福众人。而不是指责，反对，打击，甚至冲击已经存在的事物。也不是忍气吞气，委曲求全的顺从。而是以求正的心态积极改造它，使其符合人的意愿，最终为人谋福祉。
黑格尔思想对现代西方人的影响深远，对西方政治体制影响深远。
而朱熹的“究天理，明人伦”思想促使古代中国王朝不理性的追求完美，并受顺应天理思想的影响，不是理性的解决矛盾，化解冲突，而是增加矛盾，激化问题，积累怨气，最终当怨气积压到一定的高点时，迎来的只会是激烈的冲突。
这就是古代中国王朝内部矛盾无法摆脱，不能消除，最终导致朝代更迭过快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理学无法满足上层建筑的要求，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的根本原因。
黑格尔认为，当存在被强化到纯粹“存在”时，存在的概念就抽象化了。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当“存在”过了头之后，反过来就形成“虚无”的概念。他的这种思想非常接近《易经》文化的“阳还终阴，阴极反阳”理论。
朱熹的“究天理，明人伦”是穷尽一切可能去发现与寻找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便更好地顺从天地规律，把一切“存在”都搁置在一个既定轨道上，当物体运动时必然沿着一条轨道前进，或后退，这就造成不进就退，不左就右的后果。而那么当事物的存在发展到极致时，只能是物极必反的后果，当存在发展到纯粹时，只能是“存在”被颠覆，或惯性冲出跑道，最终是一种消失的结局，更不用说“明人伦”了，人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道德标准。
穷尽天理，何来人伦呢？你穷尽所能找到事物运动的峰值点，在峰值点上布置人伦道德标准，这是高位置圣明的标准。这也是物质条件主导精神世界的道理，这符合西方唯物主义标准，并且高于西方唯物主义标准。因为西方唯物主义标准是普遍性的，而朱熹的“究天理，明人伦”标准是设置高层之上在高峰设置人伦的标准。可是现实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实现他的标准呢？就连他本人都扒灰，养尼姑呢？他自己都无法践行他的道德标准，又怎能指望别人履行他的道德标准呢？这种不切实际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圣人”的道德标准，又怎能生存而不死呢？
当全体民众都在过度的追求某一完美结果时，就必然失掉其他方面的对应存在。有得必有失。一样道理，当哲学过度的追求规则标准时，必然会出现人伦的缺失。
这就是朱熹理学最终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当理学思想把道德标准强制放在第一位时，人伦必然是第二性的，并且是高位置道德，高位置人伦时，普通人又怎么履行得了你的道德标准呢？。
同样道理，当西方哲学把精神放在第一位，把物质条件放在第二位，并高位设置精神灯塔，让全民仰望高耸的光芒，而光芒却无限耀眼时，那么这耀眼的灯塔是不是很刺眼？是不是无法让人看清“精神”的本来面目？是不是无法起到导航的作用？
这也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无法让人信服的原因。其实上这世界即没有绝对的“绝对精神”，也没有究尽的天理和人伦。当一切理性都设置在高位时，人伦、天理、规则、制度、政治、法律等等一切都会因为过度耀眼而成为虚无缥缈的存在，“绝对精神”和“究天理，明人伦”一样没有了实际价值意义。
肉体是“有”的存在，同时灵魂随肉体也是“有”的存在，简单明确。巴门尼德认为：一切真知必须以“存在”或者“有”存在，而不是以“虚无”或“不存在”为对象存在。这是把“存在”或“有”，和“虚无”或“不存在”放在对立统一之上来看问题的哲学家。他认为真知必须以“存在”或者“有”存在，就是说灵魂随肉体统一存在。
这是将唯心和唯物统一起来看的哲学论点，这就为西方文明指明了一条简单明确的道路。比如打仗，西方人打仗，身心一体，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得越快越好，保着生命的“存在”是最大的王道。很直接，很明确，具有很强的主观意志，这也符合兵家的思想原理，有命你才能打仗，没命了还打什么仗呢？
古代中国的兵家与法家就具有这类唯心主义精神，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人谋”放在事物发展的第一位，把“成事”排在第二位。当你将人谋放在第一位时，物质条件反倒是围绕着人事行为来运动发展了，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合理的战争安排，为达成人愿，为实现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
安希孟在《存在还是不存，这是个问题》一文中写道：“基督教神学从根本上厌恶虚无的胡说。上帝是纯粹的‘有’或存在。在他之中没有虚无的空洞、空虚、空隙、缝隙。这可以说是西方基督教的绝响、绝唱。迈蒙尼德列举五种否定的方法讨论上帝的‘本性’，但却不是用于讨论上帝存在论的虚无。”这段话告诉我们西方人对有或存在是矛盾的。他们即认同“神”的存在，但对“虚无”的概念表示反对，西方人没有《易经》文化中的“虚无”概念，只认同上帝是纯粹的‘有’的存在。
而持《易经》文化者在看待存在与不存在，是与否，变与不变，理智与灵魂，唯物与唯心时是混合着，或合同到一起论证的。这与安希孟说的西方思想是相悖的。
《易经》文化是倍增原理，只要你开启思想程序，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二得二，二二得四的倍增结果，倍增是造成持《易经》文化者思想复杂的根本原因。《易经》文化是阴阳混同文化，认为事物是“有或存在”与“无或虚无”混同存在的产物；阴阳合同，天人合一的产物。
比如打仗。古代中国人打仗是打赢也打，打不赢也打，混战到一起打。古代中国人打仗不怕死，没有生死概念，没有保命观念，只有轮回观念，叫嚣“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持《易经》文化者看待问题是“天理在先，人伦在后的”所导致的，当你把天理放在第一位，自然人性思想就淡薄了，生死概念不重视了，反而更看重胜负结果了。因为你视纯粹的‘有’的存在，你必然忽略灵魂存在，而重视现实存在，那么战争胜负就是现实存在的第一标准，人的生死就是第二标准。
再比如处理日常矛盾，持《易经》文化者有个口头禅是：“向理不向人”。在持《易经》文化的地方无论是官员、法官、平民百姓普遍存在这种思想。在处理日常矛盾冲突时就是持以“理”说理，先理后人的态度处理问题，把“理”放在第一位，把“人”放在第二性，这样处理问题的结果并不能达到以理服人的结局，有时往往是积怨更深。
又比如遇到抢劫，持《易经》文化的地方普遍采取的方法是反抗，以事论事，先处理事变，再考虑人身安全，也是把“事件”本身放在第一性，把“人”放在第二性，这样考虑事情的后果往往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而西方人恰恰相反，西方人遇到危险首先想到的保命，把“人”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考虑“事态”发展。西方人打仗如此，打不赢身陷困境，当战俘并不觉得可耻，保命是第一位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人都没有了的时候，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存在才是合理内核。
西方人处理矛盾冲突也是先人后理，把人放在处理事情的前端，把事情放在第二位，以人为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这场冲突是谁先挑起的，先不论事情的原因，只讲挑起事端的一方，不管事件的前因后果，首先处理挑起事端的人，之后才会对事件本身展开调查，是非分明，简单明了，实事求是。
其实哲学的本意就应该如此，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想法，在生活中都应该把“人事”放在“理事”之前，从“人”出发，把人性放在理性的前端，以人为本，先人后理，用人类的爱心专注事物发展，用人类的智慧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冲突，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说什么“理性”都是白说，空话，没有人的世界哪来的哲学思想呢？什么是哲学？这就是哲学，哲学就在你我身边，直接影响的是人们的思想，既而引导人们的行动。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根源在于理论框架的本质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
中国人简单明了的思想只在法家与兵家思想中出现过，但是为时不长，到秦国人统一六国之后，秦亡汉兴就不再存在了。
秦国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在西，施政手段多来自法家与兵家。法家与兵家的思想简洁明快，理直意明，有直接了当的思想方法。楚、陈、蔡、鲁、齐这些国家由于受易经的影响，思想方法多用《易经》文化的倍增原理，之所以最后被打垮，就是这个原因。
这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任何朝代在建国初期，思想方法都采用法家、兵家或道家思想，启用简单明了的决策，并且越单纯越容易成功，思想复杂了反而不利于决策者下定决心。
历史证明简洁明快的思维方式反而更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
从哲学的本意上讲，事物发展就是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比如人，人是从有到无的存在。这样看问题很明了，明确。再打个比方，当你看到一个物体放在面前时，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物体是存在的，就在眼前。无论从表面上看，还是从直观上感受，这个物体就是存在的，并没有变化，那么，这个物体就与不存在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只需要在存在的问题上看问题就行了，致于不存在的问题，因为物体是存在的，就与不存在不发生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关注不存在的问题呢？如此想来我们为什么要把问题复杂化呢？为什么在外部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要去联想物质内部结构的变化呢？
是不是我们想多了？
从智慧战胜自我的观点看，直观地看待事物发展的进程，反而比深入了解事物发展的过程更容易解决问题，所以在西方人的眼中法律制度是保障人人都有机会获得平等保护的基石。
西方人重视法律手段的实效性，而不关心违法者的内在因素，不会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思维。因为在西方人的哲学里没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化敌为友，感化教育等等的思想意识。
西方哲学只看存在与不存在，有与没有，白与黑。波普（奥地利哲学家）的证伪原则认为：一只黑天鹅，足以推翻天下“没有天鹅是黑的”的论断。对于犯罪，西方人只看“有罪推定”不看“无罪推断”，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不讲前因后果，如果你有罪，不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勋贵王臣，只要有罪就是有罪必罚，根本没有将功折罪之说。
这就是西方人在“存在与不存在”上看问题的思想方法，直观明了，化繁为简，实事求是，这就是西方哲学。不要一提到西方哲学就认为是牛鬼蛇神，不如《易经》文化优秀，排斥并打击之。事实上当代一切理论和实践文化都来自西方哲学，并且当代中国人都受益于西方文化，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东进何来政治反哺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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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为命题阐述了“合理内核”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合理内核”是黑格尔思想的核心，有别于儒家的“天理论”“理气论”思想。“天理论”“理气论”是逆来顺受的思想，有消极处理问题的心态，容易造成积怨，导致冲突暴发。
而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思想正好相反，黑格尔认为存在是合理的，合理是现实的。这是从实际出发，用积极的态度去寻找最佳方案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并消除矛盾冲突的思想。
并且黑格尔这种思想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刻理解，从思想深处认识政治可以给众人带来惠及。人们要注重实现，不要无端抱怨现实，现实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道理，存在就是正当合理的。这是对现实政治合乎理性的理解，但是朱熹的“理气论”就有超出政治实际的思想。
黑格尔认为凡是事物就有缺陷性，有缺陷就需要逐步改善，只有已经整体存在的，其余任何东西都是不完全的。不完整可以改变，用开放的心态改良它，使其合乎理性存在，最终造福众人。而不是指责，反对，打击，甚至冲击已经存在的事物。也不是忍气吞气，委曲求全的顺从。而是以求正的心态积极改造它，使其符合人的意愿，最终为人谋福祉。
黑格尔思想对现代西方人的影响深远，对西方政治体制影响深远。
而朱熹的“究天理，明人伦”思想促使古代中国王朝不理性的追求完美，并受顺应天理思想的影响，不是理性的解决矛盾，化解冲突，而是增加矛盾，激化问题，积累怨气，最终当怨气积压到一定的高点时，迎来的只会是激烈的冲突。
这就是古代中国王朝内部矛盾无法摆脱，不能消除，最终导致朝代更迭过快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理学无法满足上层建筑的要求，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的根本原因。
黑格尔认为，当存在被强化到纯粹“存在”时，存在的概念就抽象化了。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当“存在”过了头之后，反过来就形成“虚无”的概念。他的这种思想非常接近《易经》文化的“阳还终阴，阴极反阳”理论。
朱熹的“究天理，明人伦”是穷尽一切可能去发现与寻找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便更好地顺从天地规律，把一切“存在”都搁置在一个既定轨道上，当物体运动时必然沿着一条轨道前进，或后退，这就造成不进就退，不左就右的后果。而那么当事物的存在发展到极致时，只能是物极必反的后果，当存在发展到纯粹时，只能是“存在”被颠覆，或惯性冲出跑道，最终是一种消失的结局，更不用说“明人伦”了，人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道德标准。
穷尽天理，何来人伦呢？你穷尽所能找到事物运动的峰值点，在峰值点上布置人伦道德标准，这是高位置圣明的标准。这也是物质条件主导精神世界的道理，这符合西方唯物主义标准，并且高于西方唯物主义标准。因为西方唯物主义标准是普遍性的，而朱熹的“究天理，明人伦”标准是设置高层之上在高峰设置人伦的标准。可是现实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实现他的标准呢？就连他本人都扒灰，养尼姑呢？他自己都无法践行他的道德标准，又怎能指望别人履行他的道德标准呢？这种不切实际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圣人”的道德标准，又怎能生存而不死呢？
当全体民众都在过度的追求某一完美结果时，就必然失掉其他方面的对应存在。有得必有失。一样道理，当哲学过度的追求规则标准时，必然会出现人伦的缺失。
这就是朱熹理学最终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当理学思想把道德标准强制放在第一位时，人伦必然是第二性的，并且是高位置道德，高位置人伦时，普通人又怎么履行得了你的道德标准呢？。
同样道理，当西方哲学把精神放在第一位，把物质条件放在第二位，并高位设置精神灯塔，让全民仰望高耸的光芒，而光芒却无限耀眼时，那么这耀眼的灯塔是不是很刺眼？是不是无法让人看清“精神”的本来面目？是不是无法起到导航的作用？
这也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无法让人信服的原因。其实上这世界即没有绝对的“绝对精神”，也没有究尽的天理和人伦。当一切理性都设置在高位时，人伦、天理、规则、制度、政治、法律等等一切都会因为过度耀眼而成为虚无缥缈的存在，“绝对精神”和“究天理，明人伦”一样没有了实际价值意义。
肉体是“有”的存在，同时灵魂随肉体也是“有”的存在，简单明确。巴门尼德认为：一切真知必须以“存在”或者“有”存在，而不是以“虚无”或“不存在”为对象存在。这是把“存在”或“有”，和“虚无”或“不存在”放在对立统一之上来看问题的哲学家。他认为真知必须以“存在”或者“有”存在，就是说灵魂随肉体统一存在。
这是将唯心和唯物统一起来看的哲学论点，这就为西方文明指明了一条简单明确的道路。比如打仗，西方人打仗，身心一体，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得越快越好，保着生命的“存在”是最大的王道。很直接，很明确，具有很强的主观意志，这也符合兵家的思想原理，有命你才能打仗，没命了还打什么仗呢？
古代中国的兵家与法家就具有这类唯心主义精神，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人谋”放在事物发展的第一位，把“成事”排在第二位。当你将人谋放在第一位时，物质条件反倒是围绕着人事行为来运动发展了，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合理的战争安排，为达成人愿，为实现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
安希孟在《存在还是不存，这是个问题》一文中写道：“基督教神学从根本上厌恶虚无的胡说。上帝是纯粹的‘有’或存在。在他之中没有虚无的空洞、空虚、空隙、缝隙。这可以说是西方基督教的绝响、绝唱。迈蒙尼德列举五种否定的方法讨论上帝的‘本性’，但却不是用于讨论上帝存在论的虚无。”这段话告诉我们西方人对有或存在是矛盾的。他们即认同“神”的存在，但对“虚无”的概念表示反对，西方人没有《易经》文化中的“虚无”概念，只认同上帝是纯粹的‘有’的存在。
而持《易经》文化者在看待存在与不存在，是与否，变与不变，理智与灵魂，唯物与唯心时是混合着，或合同到一起论证的。这与安希孟说的西方思想是相悖的。
《易经》文化是倍增原理，只要你开启思想程序，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二得二，二二得四的倍增结果，倍增是造成持《易经》文化者思想复杂的根本原因。《易经》文化是阴阳混同文化，认为事物是“有或存在”与“无或虚无”混同存在的产物；阴阳合同，天人合一的产物。
比如打仗。古代中国人打仗是打赢也打，打不赢也打，混战到一起打。古代中国人打仗不怕死，没有生死概念，没有保命观念，只有轮回观念，叫嚣“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持《易经》文化者看待问题是“天理在先，人伦在后的”所导致的，当你把天理放在第一位，自然人性思想就淡薄了，生死概念不重视了，反而更看重胜负结果了。因为你视纯粹的‘有’的存在，你必然忽略灵魂存在，而重视现实存在，那么战争胜负就是现实存在的第一标准，人的生死就是第二标准。
再比如处理日常矛盾，持《易经》文化者有个口头禅是：“向理不向人”。在持《易经》文化的地方无论是官员、法官、平民百姓普遍存在这种思想。在处理日常矛盾冲突时就是持以“理”说理，先理后人的态度处理问题，把“理”放在第一位，把“人”放在第二性，这样处理问题的结果并不能达到以理服人的结局，有时往往是积怨更深。
又比如遇到抢劫，持《易经》文化的地方普遍采取的方法是反抗，以事论事，先处理事变，再考虑人身安全，也是把“事件”本身放在第一性，把“人”放在第二性，这样考虑事情的后果往往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而西方人恰恰相反，西方人遇到危险首先想到的保命，把“人”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考虑“事态”发展。西方人打仗如此，打不赢身陷困境，当战俘并不觉得可耻，保命是第一位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人都没有了的时候，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存在才是合理内核。
西方人处理矛盾冲突也是先人后理，把人放在处理事情的前端，把事情放在第二位，以人为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这场冲突是谁先挑起的，先不论事情的原因，只讲挑起事端的一方，不管事件的前因后果，首先处理挑起事端的人，之后才会对事件本身展开调查，是非分明，简单明了，实事求是。
其实哲学的本意就应该如此，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想法，在生活中都应该把“人事”放在“理事”之前，从“人”出发，把人性放在理性的前端，以人为本，先人后理，用人类的爱心专注事物发展，用人类的智慧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冲突，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说什么“理性”都是白说，空话，没有人的世界哪来的哲学思想呢？什么是哲学？这就是哲学，哲学就在你我身边，直接影响的是人们的思想，既而引导人们的行动。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根源在于理论框架的本质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
中国人简单明了的思想只在法家与兵家思想中出现过，但是为时不长，到秦国人统一六国之后，秦亡汉兴就不再存在了。
秦国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在西，施政手段多来自法家与兵家。法家与兵家的思想简洁明快，理直意明，有直接了当的思想方法。楚、陈、蔡、鲁、齐这些国家由于受易经的影响，思想方法多用《易经》文化的倍增原理，之所以最后被打垮，就是这个原因。
这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任何朝代在建国初期，思想方法都采用法家、兵家或道家思想，启用简单明了的决策，并且越单纯越容易成功，思想复杂了反而不利于决策者下定决心。
历史证明简洁明快的思维方式反而更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
从哲学的本意上讲，事物发展就是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比如人，人是从有到无的存在。这样看问题很明了，明确。再打个比方，当你看到一个物体放在面前时，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物体是存在的，就在眼前。无论从表面上看，还是从直观上感受，这个物体就是存在的，并没有变化，那么，这个物体就与不存在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只需要在存在的问题上看问题就行了，致于不存在的问题，因为物体是存在的，就与不存在不发生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关注不存在的问题呢？如此想来我们为什么要把问题复杂化呢？为什么在外部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要去联想物质内部结构的变化呢？
是不是我们想多了？
从智慧战胜自我的观点看，直观地看待事物发展的进程，反而比深入了解事物发展的过程更容易解决问题，所以在西方人的眼中法律制度是保障人人都有机会获得平等保护的基石。
西方人重视法律手段的实效性，而不关心违法者的内在因素，不会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思维。因为在西方人的哲学里没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化敌为友，感化教育等等的思想意识。
西方哲学只看存在与不存在，有与没有，白与黑。波普（奥地利哲学家）的证伪原则认为：一只黑天鹅，足以推翻天下“没有天鹅是黑的”的论断。对于犯罪，西方人只看“有罪推定”不看“无罪推断”，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不讲前因后果，如果你有罪，不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勋贵王臣，只要有罪就是有罪必罚，根本没有将功折罪之说。
这就是西方人在“存在与不存在”上看问题的思想方法，直观明了，化繁为简，实事求是，这就是西方哲学。不要一提到西方哲学就认为是牛鬼蛇神，不如《易经》文化优秀，排斥并打击之。事实上当代一切理论和实践文化都来自西方哲学，并且当代中国人都受益于西方文化，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东进何来政治反哺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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